曾有數據顯示，2010年時中國在海外的華人華僑數量已超過4500萬。僅是2012年，獲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四個國家永久居留權的中國人總數就達到了15.2萬人。與此同時，準備移民的國人數量仍在持續增長。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公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顯示，截至到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中國已經從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遠離故土對大部分仍有著深厚鄉土觀念的中國人來說，絕對不是個輕松的選擇。

 

 

雖然他們的身份背景、出國途徑、目標國家等都不盡相同，但除了個別準備出國留學的孩子外，幾乎所有人在此次采訪中都表達著對“離開”的許多不舍，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對記者訴說著一件事情：我為什么要離開中國！

 

財經作家吳曉波說：我想破了頭，理由大概有三個，第一是追求高品質的生活；第二是子女教育，第三是財富的不安全感。

 

緣由之一：無可遏制的污染將國人越推越遠

 

讓劉先生最終決定出國的導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現的連續霧霾。

 

根據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僅有7天的空氣質量等級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檢測區域都被意味著嚴重污染的“深褐色”覆蓋，PM2.5指數在175-185之間。

 

在全球最大的鉆井設備制造商、美國國民油井華高公司北京代表處工作的劉先生，學習石油化工專業出身，多年的從業經驗讓他對PM2.5（即霧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質所富集的細顆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兒子今年四歲，這半年來總是咳嗽。去北京市兒研所看病時，專家說現在他的門診有這種癥狀的患兒越來越多。醫生對此沒有辦法。對霧霾，大人也許還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應太明顯了。”劉先生擔憂地說。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原總工程師魏復盛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解釋說，空氣中以PM2.5為代表的細顆粒物主要來自于燃煤、工地揚塵和汽車尾氣。北京的霧霾更多的是后者。“這么小的顆粒很難自然沉降，會在空氣中停留一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本身對呼吸系統就有影響，造成咳嗽、不適。而小顆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會導致癌癥高發。早些年我曾對城市空氣污染對兒童呼吸系統影響做過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兒和嬰幼兒處于生長發育期，污染對他們肺功能的影響和損害更為嚴重。”

 

在記者與劉先生交談的二十分鐘里，他不時看著窗外灰蒙蒙的天，手里轉動著手機，手機里有他兒子可愛的笑臉，還有前不久新聞中出現的顯微鏡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顆粒“真容”，他稍顯疲憊的臉上充滿著憂慮。

 

與劉先生面對同樣“霧霾”困擾的，還有準備出國留學的申女士。29歲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聯網企業工作已經四年，目前是高級項目主管，工作穩定。在她看來，選擇放棄工作、重新回到校園，實屬無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為久咳不止，小申開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醫院之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北醫三院，專治肺結核的北京胸科醫院和解放軍309醫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腫瘤醫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種檢查做下來，都不能確診導致咳嗽的病因。輾轉一年后，經朋友推薦，小申找到了北京東方醫院的呼吸內科主任史醫生，希望能用中醫方法先行調理，緩解病情。

 

“找到史醫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嚴重影響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讓我坐臥不寧，我甚至一度覺得自己得了抑郁癥。后來每周把脈抓藥，連續兩個月后，我的咳嗽終于壓了下來。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檢查和氣道激發試驗，最終被確診為咳嗽變異性哮喘。”小申向記者說了這樣一個名詞。“史醫生對我說，自從霧霾頻發后，他一年里新增患這種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個。這些人多數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舊患的，所以對霧霾更為敏感。”

 

當問及如何根治時，史醫生對小申說，中醫只能調理身體狀態，西醫也只能在咳嗽發作時，使用帶有激素的哮喘噴霧來緩解癥狀。但這些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史醫生建議上述敏感人群離開霧霾的環境。

 

“經常與我一同等煎藥的一個阿姨，咳嗽時間比我還要長。為此舉家前往新西蘭，兩個月后她與我聯系說，不用吃藥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終選擇去加拿大多倫多附近的一所學校修讀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國內空氣、水源甚至是農作物的污染都太嚴重了。如果我畢業時，國內環境污染問題解決了，我是還要回來的。”小申對記者說。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環境污染成為近年來促使國人選擇去國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調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將此作為主要的“離開理由”。

 

2013年，中國地質調查局的專家曾在國際地下水論壇的發言中提到，中國水資源總量的1/3是地下水，全國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嚴重。據新華社報道，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連續監測數據顯示，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國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國農村有近7億多人的飲用水中大腸桿菌超標，1.7億多人的飲用水受到有機污染，同時由于農藥等化學物質的廣泛使用，致使許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經不適于飲用。

 

水利部曾經對全國700余條河流，約10萬公里河長的水資源質量進行了評價，結果是：46.5%的河長受到污染，水質只達到四、五類；10.6%的河長嚴重污染，水質為超五類，水體已喪失使用價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

 

水污染正從東部向西部發展，從支流向干流延伸，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向地下滲透，從區域向流域擴散。

 

2014年4月17日，歷經八年調查后，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最終發布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整體污染形勢不容樂觀。其中耕地點位超標率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億畝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約為10%的數字高出近一倍，同時還有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這是一系列極其沉重的數字。

 

由于生態系統的循環性，在水流和空氣中的有害物質可以通過循環污染土地和植被，進而進入人體，危及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目前，中國土壤污染的地區分布大致是：南方重過北方，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重點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現從西北到東南、從東北到西南方向逐漸升高的態勢。同時，公報也首次確認了重金屬“鎘”是中國土壤中的罪魁禍首。在占中國國土三分之二的630萬平方公里被調查土地上，有7%的點位被測出鎘超標。這不難讓人聯想到已經困擾中國十年之久的“鎘大米”危機。

 

同時，原油、柴油泄漏，污水違法排放等事件不絕于報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車間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銀山段因企業非法排污導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發“藍藻事件”；2010年大連新港陸地輸油管線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礦業銅礦濕法廠發生銅酸水滲漏事故，山西長治苯胺泄漏導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與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萊19-3油田發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約相當于渤海面積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廣西龍江河突發嚴重鎘污染；2013年初，上海黃浦江內出現上萬頭死豬；今年4月，蘭州再次曝出大面積水污染，最嚴重時自來水中苯含量超標近20倍。

 

2013年6月，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團隊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數字版），首次證實了癌癥高發與水污染的直接關系。“口罩中國”、“搶水事件”等在一個又一個城市重復上演，“癌癥村”、“致命水”的報道讓民眾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國過去經濟發展模式的代價，也是現在生存發展遭遇困境的象征，這些灰霾和毒素將很多曾經在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國人，推得越來越遠。

 

緣由之二：不能承受房價之重

 

陳聰在上海經營著一家國際置業公司，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每年的業務規模都不算大。但隨著美國、歐洲等一些國家經濟情況的好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海外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市場的復蘇，讓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熱起來。

 

“新聞說美國房價已經連漲了21個月，在我們看來還不止呢！國內限購限貸，而國外土地房產私有、永久產權、外國人可以貸款、租金回報率較高且穩定，加上人民幣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國人投資海外房地產的熱情一點沒有消減，未來的市場潛力巨大。”陳聰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說。

 

按照陳聰提供給記者的數據來看，他的絕大多數客戶仍將投資的第一目標瞄準了美國。根據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布的報告顯示，從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中國人在美國購房的總價值達到123億美元。2013年中國客戶在所有在美購買房產的外籍人士中占12%。

 

 

“雖然曼哈頓島的房產仍是中國客戶首先關注的投資地，但過去幾年里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長島，還有西雅圖、波士頓等地也都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現在曼哈頓的上東區，地理位置比較好的中檔公寓均價在每平方米六七萬人民幣左右；在波士頓，400美元左右就能買下一平方英尺（約為每平方米人民幣2.67萬元）；很多沒有新移民的城市，房價比經濟危機之前還低。”陳聰介紹說。

 

根據美國《財富》雜志網站報道，在“2013年全球房價漲幅最大的國家或地區”排名中，迪拜以房價年漲幅28.5%位列第一，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以及臺灣分別以房價年漲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內地房價的漲幅遠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國，更是將增幅10%的英國、9.3%的澳大利亞遠遠地甩在了后面。因此，這些國家想當然的成為中國人選擇海外置業時的考量對象。

 

在倫敦，2012年中國買家購買了倫敦27%的新建住宅房，占總交易金額的17%，2013年上半年，來自中國大陸的買家又購買了價值約1.7億英鎊的倫敦房產。贏克沃茲中國部總監王藝表示，投資300萬人民幣，在北京可能買到的房產，租金在每月人民幣3000元~4000元之間，如果同樣一筆投資在倫敦的房產市場上，能夠產生的租金折合人民幣應該在15000元左右。

 

在澳大利亞，因為全球經濟處于低谷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減少，極大的影響了國內的經濟形勢。對此，澳大利亞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較低的利息，希望通過房地產市場來拉動經濟。當其成為一個刺激經濟的導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會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資。由于沒有房產稅和遺產稅，雖然房主要承擔房屋的維修和物業等費用，但相比于美國、英國等國家來說，置業的持有成本還是較低的。

 

因此，據澳大利亞房地產研究機構統計，2013年，悉尼房價上漲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產增值在20%左右，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65.5萬澳元，約合354萬元人民幣。但即便這樣，仍然沒有超過國人對高房價的“心理承受能力”。

 

除了個人投資住宅項目外，這兩年中國公司的身影也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國際房地產交易的舞臺上。

 

僅是2013年5月，SOHO中國首席執行官張欣牽頭的財團，以7億美元購入紐約地標寫字樓通用汽車大廈40%的股權；6月，萬達集團投資近7億英鎊（約合67億人民幣）在倫敦核心區設超五星級的萬達酒店，這棟新建筑還將刷新西歐的高度紀錄；7月，中國平安以2.6億英鎊（約合25億人民幣）買下了英國倫敦地標性建筑勞合社（全球著名的保險交易市場）大樓，這是保險投資新政放寬海外投資渠道后，保險資金投資海外不動產的首例。

 

同時綠地以股權置換的形式入主西班牙的兩家酒店，并簽署了關于美國洛杉磯大都會項目的合作協議，此時其在澳大利亞悉尼投資的“綠地中心”項目已經最終敲定；11月，貴州茅臺發布公告稱，公司將斥資879萬歐元（約合7000萬元人民幣）在法國巴黎購買房產，作為公司歐洲業務拓展機構；12月，復星公司以7.25億美元（約合44億人民幣）的價格，從摩根大通手中買下第一大通曼哈頓廣場。

 

另有消息稱，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公司）也正在與美國私募基金公司黑石集團接觸，擬以6.5億-8億英鎊（約合62億-76億元人民幣）從后者手中購入位于倫敦西部的一處大型商業物業——奇斯威克園區。

 

單從悠久歷史的甲級辦公大樓、洛克菲勒家族兩棟地標性建筑之一的第一大通曼哈頓廣場收購案來看，高達60層、總面積220萬平方英尺（20.4萬平方米，包括地上60層、一個2.5英畝的廣場以及地下5層）的第一大通曼哈頓廣場，按照此次成交價格平均計算下來，樓價甚至低于大部分上海寫字樓項目。

 

同時，企業布局國際大都市、金融中心、商業中心，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會帶動企業內部人員和相關人士對海外住宅市場的投資。

 

從陳聰公司的調查和客戶反饋來看，與之前中國客戶傾向選擇曼哈頓這樣易出租或保值的房產不同，最近兩年用于自住的購買需求明顯上升。投資目標國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資者更希望投資于一種生活方式，清潔的環境，特別是優質的教育資源對中國客戶來說是難以抗拒的賣點。

 

“現在傳統的投資熱門地區，美加澳英走的都是這個路線。對于已經習慣了北京、上海高房價的中國人來說，突然發現紐約、倫敦、悉尼的房子也沒那么遙不可及，與配套環境和社會資源相比，國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貴。”陳聰說。

 

緣由之三：恐懼舌尖上的“化學實驗室”

 

在采訪中，居于“離開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來風波不斷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

 

身為兩個孩子母親的趙鑫在電話采訪中對記者說，“這幾年發生在食品、藥品領域里的各種‘門’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電視、網絡里的新聞，甚至是手機里的‘段子’，關于某某食品添加劑超標、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藥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從沒間斷過。

 

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聞我什么都不敢給家人、特別是孩子吃，我也希望能夠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現在這種到處是‘毒’的局面。但實際情況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打擊一批又出現新的，感覺成效甚微。這樣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難過了。”

 

趙鑫的觀點也許并非只是“個人感覺”。

 

在2013年“兩會”期間，最高檢工作報告中列出了這樣一組數字：201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藥劣藥等犯罪嫌疑人10540人，同比上升29.5%，對785起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案件掛牌督辦。

 

2012年中時，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數字稱，當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共受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危害藥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從這一組組數字來看，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數量一直呈現大幅度上升的態勢，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是執法機構加大了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但為什么在從嚴執法的情況下，違法行為仍然屢禁不止，數量上甚至不減反增、涉及行業愈來愈多，其中更不乏行業龍頭企業呢？

 

 

以近年來食品、藥品安全問題聚焦的乳制品行業為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后，惡劣影響從三鹿公司逐漸蔓延到其他乳制品企業，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二十余個奶粉生產企業均涉及其中，中國乳業遭受重挫。2009年蒙牛“OMP”（造骨牛奶蛋白）爭論和“乳品苯甲酸添加”又把中國乳品行業放到了“審判席”上。

 

在這之后，國內對牛奶檢測的項目越來越多，把關越來越嚴，但消費者對這個行業的擔憂有增無減：

 

2010年，甘肅、青海、吉林、湖南等地再現三聚氰胺超標的乳制品，圣元奶粉涉嫌致“性早熟”，多美滋奶粉也陷入了“疑致皮膚過敏”的負面新聞之中；

 

2011年，僅是蒙牛一家就被查出旗下的某鮮奶產品中強致癌性物質黃曲霉毒素M1超標140%，雪糕中菌群總數和大腸菌群超標；

 

2012年，南山5個批次的“倍慧”嬰幼兒奶粉被查全部含有黃曲霉毒素M1，光明乳業先后因清洗液用堿水滲入奶制品，以及“酸敗奶”事件向消費者兩次道歉，蒙牛甚至發生了榆林某小學251名學生因飲用蒙牛純牛奶（學生專用牛奶）致集體中毒的事件；

 

2013年，四家中國境內進口商——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進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市糖業煙酒（集團）有限公司和多美滋嬰幼兒食品有限公司，進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桿菌污染的新西蘭恒天然集團產品……

 

這些屢見不鮮的“負面新聞”引發了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針對蜂擁而至的大陸游客購買奶粉的“限購令”。在這看似“蝴蝶效應”的連鎖事件背后，是整個乳制品行業，甚至是國人整體性的悲哀。

 

在采訪中，記者通過每個被訪問者的敘述，遺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過食品、藥品安全事件而被公眾創造或者認識的“新名詞”：大頭娃娃、蘇丹紅、地溝油、瘦肉精、染色饅頭、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劑、毒膠囊……

 

一系列的新聞和事件，讓很多國人熟知的知名企業，如雙匯、娃哈哈、立頓、蒙牛、伊利、茅臺、酒鬼酒、五糧液、匯源、農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

 

“我們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學知識，就像生活在化學實驗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擔心和恐懼之中。”趙鑫最后感慨的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說。或許我們不難理解他們的選擇。當食品、藥品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時，沒有一個人會甘愿冒著“吃遍化學元素周期表”的風險，讓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斷送在舌尖！

 

緣由之四：一切為了孩子

在陳聰向記者介紹全球房價時，屢次提及一個國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學區房。事實上，它不僅是近年來中國人選擇海外置業時最為重要的考量目標，也間接反映著年青一代的中國人為什么最終選擇“離開中國”的現實問題。

 

從陳聰的一位客戶王希女士一家的經歷中，我們幾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點。

 

1975年出生的王希與丈夫相識于澳大利亞，兩人都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離開國內前往澳洲讀書。2001年，兩人從西南威爾士大學畢業時覺得國內的工作機會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國，分別在兩家排名世界500強的外企里工作。

 

“回國后的工作特別忙碌，我們倆經常是輪流加班和出差，壓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兒子出生后，我辭去了工作，感覺生活才穩定了起來。”但讓王希沒想到的是，隨著孩子的日漸長大，一系列接踵而來的問題讓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兒園之前，我就聽說入園難的問題。我提前將近一年的時間向一所比較好的公立園報名，竟然被告知名額已經滿了。后來輾轉托了很多人，才勉強擠進了這所幼兒園的親子班，聽說這樣到時候也許會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將全部希望寄托在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來果然沒能成功，但兒子進了另一所幼兒園。雖然中間花了很多冤枉錢，結果還是可以接受的。”談到這段波折的經歷，王希一臉疲憊。

 

孩子進入幼兒園后，王希吸取了教訓，立刻開始替兒子尋覓“小學”，這才發現看似公平的“免試就近入學”只是個“美麗的誤會”。此刻，學區房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了。在經歷了找合適的學區、賣掉原有房子、貸款買新學區房、轉戶口、報名、審核、面試、體檢等一系列漫長到折磨人的過程后，兒子升入了海淀區某知名小學。

 

然而折磨卻仍沒有結束。由于王希夫婦平時對兒子采取“放養”態度，任其自由發展，因此在升入小學后，他們突然發現兒子班級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鋼琴、小提琴、美術、珠心算、英語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學前的課外輔導上，就將三年級以前的課程都學完了。面對兒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突發情況，王希慌了手腳。

 

中國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費的“良苦用心”，也許在全球范圍內都鮮見“對手”。然而“中國式教育”也幾乎為全體國人詬病。

 

這些年來大學擴招、毛入學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因為水漲船高，錄取研究生或者就業招聘的條件也愈來愈多樣，看是否名校畢業，學校是否為985或者211大學；同樣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還要拼學分績點、競賽得獎、實習經歷、社團工作、技能資質，甚至戶籍相貌、家庭條件、社會關系等等。于是競爭越來越提前，從大學、高中、初中、小學，已經提到了幼兒園。

 

即便這樣的竭力準備，中國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讓中國的家長難以接受的是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2013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達到699萬，被稱作“史上最難就業季”。2014年畢業生人數更是達到創紀錄的727萬，連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畢業生，預計新增就業人數可能要超過900萬。

 

 

在社會企業“招工難”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的對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斷重復生產著這個社會并不接受的“產品

”，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端不容忽視。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為外甥即將高考的壓力鬧得家無寧日、家長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學的兒子還要面對“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業等一系列幾近“殘酷”的壓力，一家人開始考慮移民。

 

與陳聰的說法相印證的是，雖然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41.39萬，比2012年增長了3.58%，這是留學人數保持兩位數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顯回落，但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本科及以下學歷就讀人數增長仍然迅猛，且低齡化趨勢明顯。約80%的國人表示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愿意更早的計劃投資、移民或者直接將孩子送到國外上學。

 

在美國實施的“十萬人”中美學生之間的交流計劃，加拿大推行SPP計劃（學生合作計劃，旨在吸引更多國外學生來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學為首的多所澳大利亞名校承認中國高考成績， 歐洲公立大學一律免除學費、更為學生提供600多種獎學金等利好政策的“誘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獨木橋和人頭攢動的就業市場，一向秉持“一切為了孩子”的中國家長怎么能不心動呢？

 

緣由之五：追求可預期的幸福生活

 

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曾把征稅的藝術概況為：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但如今在國內，普遍流傳著一種調侃的說法：征稅就是“見鵝就拔毛”的過程。

 

前不久，總理在海南詢問碼頭工人工資時，對方回答：賬面工資是8000多，包括公積金、社保、風險金等，發到手上的是4000多。面對收入被“腰斬”，網友提議將“個人所得稅”改名為“工薪階層稅”。

 

根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個人所得稅6531億元，比上年增長12.2%，高于絕大多數國人的工資漲幅標準。有機構稱，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近2/3來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與家庭中有無子女、子女多少等毫無關系，這與全球大部分國家的規定完全不同。

 

中國稅負的沉重是被公認的。更多的稅負壓力也體現在種類繁多的間接稅上，比如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營業稅、土地出讓金等等。

 

2014年2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報告稱，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稱，如果計算全國財政收入，將土地出讓金等其他收入加起來，人均要達到一萬五千元以上；如果綜合農村與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來，被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還要高一些。

 

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幾年在收入沒有明顯上漲的同時，花銷卻連年增加。從2010年開始，物價水平開始明顯攀升，CPI同比上漲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時達到5.4%。在大部分一線城市里，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3500元工資，在目前的實際物價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僅能解決溫飽，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養，很容易就會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離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物價高、工資低，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去醫院掛號越來越難、看病排隊時間越來越長，每年都傳聞要開征房產稅和遺產稅，而且起征線一次比一次低。”剛剛得到澳大利亞移民局發來體檢通知的董肖對《中國民商》的記者說，“見過網上流傳的那個中國最牛小縣城的段子么？物價貴得跟紐約曼哈頓似的，工資少得跟非洲似的，菜價漲價跟愚人節似的。

 

這就是現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現狀。如果你買過車、買過房、辦過企業，就知道生活在中國，辦個事情何其繁瑣。我想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壓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讓生活質量更高一點。”

 

緣由之六：企業家喪失安全感的無奈

 

過去的3年，對于中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來說，也許又將是“掙扎”的一年。

 

年初，搜狐與華夏銀行聯合推出了“中小企業生存狀況調查問卷”，參加調查的416家中小企業中，有63.94%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并不樂觀，50.72%的企業對自身未來一年的總體運行狀況表示并不樂觀。有69.47%的企業表示，不會在未來一年里繼續投入資金，進行設備購買、企業擴張。

 

最近幾年，由于改革紅利、人口紅利的逐漸衰減，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雖然經過幾年的生存“掙扎”，大部分中小企業對經濟放緩早有心理準備，但2014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7.5%，還是讓很多人感到了壓力，最終，有一部分人選擇要“結束企業”，在東莞經營多年鞋業制造生意的陳家瑞就是其中一員。

 

“原材料、勞動力和營銷成本上升，企業稅費負擔沉重，內外需不振、業務萎縮，企業資金短缺、融資難、經營難，這些都是我最終選擇結束生意的主要原因。無論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現在為止，像我們這樣的中小型企業融資還是主要以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為主，兩者的占比幾乎相當。我們沒有其他的融資渠道，有些企業沒有擔保，現在也沒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潤低、利率卻很高。”陳家瑞說。在他的工廠周圍，原本有二十幾個中小型加工企業為當地幾家國內知名運動服裝品牌做配套，現在還在經營的已經寥寥無幾。

 

對國內制鞋業比較了解的陳家瑞對《中國民商》記者介紹說，之前在東莞的很多臺資鞋廠近一半已經轉移到東南亞。僅在柬埔寨投資的中國鞋廠就有40多家。“柬埔寨當地地價便宜，勞動成本也比東莞低許多，東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經到了4000左右，還時常出現招工荒。東南亞的制造運營成本確實比國內低了很多。”

 

同時，據媒體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來看，如耐克、阿迪達斯、H&M、ZARA、優衣庫等國際大牌，早在幾年前就完成了在東南亞的布局，而目前國內的服裝紡織上市公司也在轉移訂單。此前，魯泰紡織宣布投資800萬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產300萬件襯衣加工廠；寧夏中銀絨業通過受讓柬埔寨鑫旺針織股份有限責任公司91%股權的方式，實現在柬埔寨設廠；百隆東方（色紡紗）、華孚色紡（紗線）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資設廠。

 

為耐克、阿迪達斯等知名運動品牌代工的制鞋巨頭、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寶成工業從2012年開始減少了在國內的51條生產線，近期又停掉了在東莞、中山等多條珠三角生產線，陸續將產能轉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而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基地華堅集團更是于2011年開始投資埃塞俄比亞，將一部分“中國制造”變成了“非洲制造”。

 

有數據顯示，從2005年至2010年，中國工資的漲幅已達69%，同樣條件下，越南的生產成本比中國低15%至30%。此外，人民幣升值也側面導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業生產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資企業，如摩托羅拉、沃爾瑪、卜蜂蓮花、雅芳、寶潔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國部分機構的主要原因則可能是因業績不佳的減負之舉。

 

 

然而陳家瑞對記者說，外資企業逐漸離開是必然的，民營企業的境遇才更艱難。

 

“大家都說2008年以前外資企業一直享受著‘超國民待遇’，我覺得這個‘國民’更多應該是指‘民營’。”

 

陳家瑞口中的“超國民待遇”是指2008年以前國內對外資企業實行的“兩免三減半”政策，即從盈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33％的企業所得稅，加上減免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附加稅等，外資企業可減免接近40％的稅負，這意味著，其比國內企業擁有40％左右的成本優勢。

 

國有企業在“資源”上的優勢也是民營企業不能相比的，因此民營企業在競爭中一直處于劣勢。2008年后，雖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為25%，2010年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也宣告統一，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宣告終結。但根據2012年底發布的全國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數據顯示，2011年度，內資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率由2010年的22.87%下降到22.70%，外資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率由2010年的19.25%提高到20.46%，實際稅負率平均上仍有2.24%的差距。

 

“大企業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只是家小企業。其實也不是一定堅持不下去，只是堅持下去太累，變數也太大，沒多大意義了。”結束工廠后，陳家瑞帶著妻子和女兒，投奔早已在法國定居多年的父母，準備開始新的生活。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營企業的時間成本和市場風險，同時也喪失了對移民企業家監管的權力。馬云曾吐槽說，“打敗你的可能不是技術，而是一份文件。”現在看來，似乎有些一語成讖的意味。“一紙文件”讓很多原本希望企業“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家無可奈何，企業的未來還未可知，但自己的國籍卻率先“走了出去”。

 

“在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國有企業最多受到政策優待，然后是外資，最后才輪到民營企業。”陳家瑞說。“企業家的離開，有時是被逼走的無奈。”

 

事實也正暗合了他的觀點。

在中小型企業生存舉步維艱，大型民營企業發展被受限制的同時，國有企業在經濟放緩、眾多行業衰退的情況下，仍然背靠大肆“進補”。

 

2013年，中國石油收獲了A股補貼王的稱號，一年間共獲得財政補貼103億，占其1422億凈利潤的7%。這只是多年來“習慣成自然”的一個縮影，近十年“兩桶油”共獲得國家財政補貼1258億。2007~2008年間，它們曾因“煉油企業虧損嚴重”獲得763.49億元的補貼，而彼時地方民營煉廠卻從未享受煉油補貼。

 

當然，其他國有上市公司也不甘落后。截至4月15日，在A股發布2013年年報的1686家上市公司中，有1559家獲得補貼，占比超過90%。本來應該用于支持特定項目或者扶持新興企業、促進創新型產業發展的補貼，大部分進入了國有上市公司的口袋。數據顯示，近三年來，排名補貼額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央企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

 

這樣的政策環境，甚至是法律環境下，對本來應該是市場經濟中堅力量的民營企業家來說，日子充滿壓力、不安，甚至是焦慮。

 

我們承認，在缺乏透明與監督的體制下，擁有巨大權力的官員以權力換取利益的尋租是必然；需要審批或資金的企業，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帶盛行的社會里，以金錢攀附權力也是必然。因此，確實有很多追求經濟利益的企業家在共享權力盛宴后，也會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渦，無法自拔。

 

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國內的企業家開始進入群體性焦慮之中，關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爭論席卷而來。

 

而移民，成為了他們“必然”的選擇。